◇陳智超（古代史研究所）
在二十四史正史體系中，《舊五代史》是唯一一部失傳的典籍，如今通行的版本為乾隆年間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本子。這部清代輯本雖使該書得以重現于世，但存在漏輯、誤輯、編排失序、文字篡改等諸多問題，自20世紀30年代陳垣先生指出其問題后，學術界一直缺乏系統的輯補工作。作為一名長期深耕歷史文獻學的研究者，筆者自1994年正式投入《輯補舊五代史》的編纂工作，歷時近30年完成這部450萬字的著作，旨在以科學方法重構文本，還原這部正史的原本面貌，為五代史研究提供可靠的文獻支撐，彰顯中華典籍薪火相傳的不朽魅力。
《輯補舊五代史》的總目標是以清輯本為基礎，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運用科學的方法重新輯補，以期形成一個更接近《舊五代史》原本、更能體現其正史地位的新輯本。筆者摒棄對通行本的簡單校勘或注解，從《永樂大典》《冊府元龜》《資治通鑒》等原典出發，創建了“輯、補、校、證”四位一體的工作框架，并提出一系列新概念，為輯補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
確立輯補的科學標尺
“標準本”是本書開展工作的核心標尺，即完全符合《舊五代史》原本體例與內容的完整本紀、列傳與志。從《永樂大典》殘本中甄別出《周太祖本紀》，其與舊史原文完全一致，可作為本紀的標準本。列傳標準本則源自《永樂大典》“王”“崔”字韻“姓氏”事目，從中析出《王檀傳》《崔沂傳》等28篇完整傳記，這些傳記均具備“姓名、籍貫、家世、事跡、結局”的完整要素，為列傳輯補提供了直接參照。志的標準本確立尤為關鍵，《樂志》通過與《晉高祖紀》《周太祖紀》等所載事件的時間、人物、內容互證，《五行志》借助《永樂大典》殘本引文及《資治通鑒考異》征引材料佐證，最終確認二者符合原本，成為諸志輯補的范式。
為避免遺漏原本應有的人物傳記，筆者提煉出“四組密碼”，即《資治通鑒》與《舊五代史》本紀中“某某，某地人也”“某地某人”“某人，某某之子（孫/侄）也”及“記載卒時及死因”四種標識，據此精準判定傳主身份，成功增輯71篇列傳。此外，“條主與條前語”概念用于甄別《冊府元龜》史料來源，區分《舊五代史》原文與五代實錄記載；“記時法”明確本紀“朝代—廟號—年號—四時—月—朔—日”的規范表述。這些概念相互配合，構建起邏輯嚴謹、閉環完整的輯補標尺體系。
“輯、補、校、證”的創新實踐
“輯”是基礎環節。按照輯佚學規范對清輯本進行徹底清理，以其中確屬《舊五代史》原本的內容為基礎，將其分解為“條”并按出處歸類，明確其源自《永樂大典》《冊府元龜》《太平御覽》等六部文獻，其中《永樂大典》占95%，是核心文獻支撐。通過系統梳理，本書從群書中補輯、增輯原書佚文，重新編排體例，確保文本更接近《舊五代史》原本面貌。
“補”是關鍵延伸。借鑒宋人的方法，針對重輯后猶有殘缺的各篇紀、傳、志，補之以接近《舊五代史》原本或與其史源相同的文字，使各篇大致首尾完具。早在宋初，一百三十卷的《魏書》已殘缺二十九卷，五十卷的《北齊書》僅十七卷為原本，宋人據《北史》等書補其殘缺，于目錄中相關各卷下注曰“補”，成為通行的本子。
“校”是質量保障。文本輯補工作完成后，對輯、補的文字加以校勘，消除其脫訛衍倒，特別是糾正清人因忌諱而刪改的“胡”“虜”等文字。經過前人整理，清輯本幾個主要版本的異同得失已經梳理得比較清晰，故本書以本校和他校為主，兼顧對校和理校。同時，本書還提出影庫本粘簽、百衲本及《資治通鑒》《冊府元龜》等文獻的相關問題，為學術界提供了參考。累計校正內容達480余處，卷卷皆有校訂。
“證”是學術深化。編纂者對輯、補的文字逐一考證，就其中所涉史實，誤者正之，略者詳之，缺者補之，希望通過全面、深入的考證，使本書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五代史研究的基礎文獻。如通過多重文獻印證，將清輯本誤作《郡縣志》的部分恢復為《地理志》，并補證地理沿革、行政區劃史料。
學術價值與文化意義
歷經近30年的精雕細琢，《輯補舊五代史》終告完成，其價值體現在學術研究與文化傳承兩個層面。
在學術研究上，本書糾正了清輯本的缺陷，提供了更接近原本的《舊五代史》文本，為五代史研究奠定了可靠基礎。“標準本”“四組密碼”“條主與條前語”等新概念的提出構建了科學的古籍輯補方法論，關于史料甄別、體例重構、文字校勘的實踐經驗豐富了歷史文獻學的理論與方法。作為五代史、唐末及宋史研究的重要文獻，該書的出版推動相關領域在政治制度、民族關系、社會經濟等方面的研究走向深入。
在文化意義上，本書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的踐行。從文獻梳理到文本重構，從概念提出到體例規范，筆者始終以還原正史原貌、傳承中華文脈為己任。這部450萬字的著作，凝聚了團隊的協作心血與數十年的學術堅守。它的價值不僅在于還原一部史書的原貌，更在于為中華文脈的延續注入持久動力。
《輯補舊五代史》將為古籍保護、學術傳承提供助力，使五代時期的歷史記憶得以完整留存，讓中華典籍智慧穿越千年、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