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什西北的臺地上，恰克馬克河靜靜流淌。河岸南側有一片荒原，當地村民稱作“汗諾依”——在現代維吾爾語中意為“王庭”。這個頗具傳奇意味的名字，早在19世紀末便出現在西方探險家的筆記中，卻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停留在傳說與猜測之間。
2018—201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大學及喀什地區(qū)文物局聯(lián)合組成考古隊，對汗諾依遺址展開系統(tǒng)調查與發(fā)掘。隨著無人機航拍、全站儀—RTK測繪、探地雷達與洛陽鏟勘探、地層剖面的逐層揭露，一座由早期聚落演化而來的大型城邑遺址逐漸從歷史的塵沙中顯影。
作為汗諾依考古隊領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艾力江主持了這次考古發(fā)掘工作，他以專業(yè)視角記錄遺址每一處細節(jié)的顯露，也見證了一段被塵封的西域歷史。
荒原不“荒”：
一座被時間覆蓋的城市群
“第一次踏上汗諾依的土地時，腳下的臺地和喀什周邊許多荒原沒什么兩樣，風帶著沙粒掠過地表，只能看到零星的土埂和散落的石塊。”艾力江回憶2018年首次進場的那一天時說。在他這個土生土長的新疆人眼中，這樣的地貌太過熟悉，但多年的西域考古經驗告訴他，越是看似尋常的荒原，越可能藏著歷史的真相。
艾力江（左一）向國家文物局驗收專家組介紹考古發(fā)現。
汗諾依遺址出土的蓮花紋玻璃
汗諾依遺址位于新疆喀什伯什克然木鄉(xiāng)罕烏依村東北約3.5公里處，地處恰克馬克河南岸臺地，整體呈狹長分布，東西延展近5公里，南北寬2—4公里。“從地理環(huán)境來看，這里背靠臺地、緊鄰河流，是綠洲文明發(fā)展的理想區(qū)域。”艾力江指著遺址的航拍圖說道。
2019年，聯(lián)合考古隊對遺址及其周邊20余平方公里的區(qū)域展開系統(tǒng)探查與航拍。通過無人機的高空視角和地面的細致勘察，他們最終確認遺址范圍內至少存在東西兩座城邑，其中西城保存狀況相對清晰，這里也成為后續(xù)發(fā)掘工作的核心區(qū)域。
考古人員所稱的“西城”是遺址西北角的一方形城，也是文獻中記載的“汗諾依古城”。2019年度汗諾依遺址發(fā)掘主要集中在西城，累計發(fā)掘面積達到1600平方米。“看著探方一點點向下推進，遺跡逐漸顯露，那種心情很難用語言形容。”艾力江說。在他的記憶里，每一次遺跡的發(fā)現都伴隨著隊員們的興奮與謹慎——清理出夯土城墻3段時，大家連夜記錄墻體結構與夯筑痕跡；發(fā)現37座灰坑時，細致篩選坑內的每一件遺存；磚窯、房屋基址、道路的發(fā)現，讓團隊對城邑的功能布局有了初步認知。
隨著高空正攝影像與精細測繪技術的應用，西城的城墻輪廓、城內地貌逐漸清晰。遺址上大量陶片沿臺地呈彎月形密集分布，自城西南向東延展約1500米乃至更遠，構成一條明顯的人類活動帶。對于這條綿延的陶片分布帶，考古人員心中有了疑問：“這里是否存在過持續(xù)而有組織的城市生活？”艾力江和隊友們開始將目光聚焦于遺址內的功能性遺存，試圖從中尋找答案。
“列市”與作坊：
被陶片拼合的城市日常
西城以東約一里的探方19T11，成為解開疑問的關鍵區(qū)域。在這個僅100平方米的范圍內，考古隊在地表統(tǒng)計出2200余枚陶片，在地表下清理出28座灰坑。“灰坑里往往藏著當時人們生活的直接證據。”艾力江回憶，清理灰坑時，不斷有驚喜出現：銅幣、瑪瑙珠、玉飾、金飾、銅飾、骨骼及尚未燒制的泥碗殘件相繼出土。“這些遺物的器類與材質十分多樣，卻又高度集中在這一區(qū)域，這讓我們開始重新審視這個探方的性質。”
在梳理遺跡遺物分布規(guī)律、結合相關資料進行分析后，艾力江和隊友們有了初步判斷：“這樣的組合，很難解釋為普通居住遺存，更有可能是居民區(qū)沿街開店的街市或手工作坊遺存。”他進一步解釋，普通居住遺存的遺物多以生活用具為主，且分布相對分散，而這里不僅有大量陶片，還有貴金屬飾件、貨幣等，更有未燒制完成的陶器殘件，這些都指向商品交易或手工業(yè)生產的功能。
這一推斷讓艾力江立刻聯(lián)想到文獻中關于疏勒城“有列市”的記載。疏勒城是漢代西域唯一被記載為“有列市”的城市，而中原城市完成從里坊市場到街道市場的轉變，是在唐代末期。“汗諾依西城南部和東部呈條帶狀分布的陶片區(qū)，恰恰可能對應這種沿街設市的空間形態(tài)。”
玻璃、水銀瓶與窯火：
技術史線索
數量可觀的玻璃殘片與水銀瓶碎片的發(fā)現，令艾力江格外興奮。“這兩類遺物的出現，是整個考古過程中最受關注的發(fā)現之一。”
2019年的調查中，艾力江和團隊在遺址的不同區(qū)域共采集到玻璃殘片百余枚。這些玻璃殘片顏色豐富，涵蓋淺綠色、黃色、藍色、粉色及灰白相間等多種色彩，形態(tài)上則有管狀、片狀和環(huán)狀等。通過初步的成分分析，判斷這些玻璃可能包含吹制生產的鉀鈣硅酸鹽玻璃。“吹制玻璃工藝在公元前后出現于西亞兩河流域一帶，在當時屬于較為先進的技術。10世紀的喀什能夠制作這類玻璃，說明當地的玻璃制作工藝已經達到一定水平。”艾力江解釋道。
比玻璃殘片更讓艾力江關注的是多處地表發(fā)現的水銀瓶碎片。“水銀瓶并非日用品，它的用途相對特殊，有學者認為與玻璃生產直接相關。”艾力江介紹，亞歐大陸出土水銀瓶的地區(qū)多為城市手工作坊區(qū)、商業(yè)倉儲區(qū)或港口，中亞是水銀瓶發(fā)現數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的地區(qū)，學術界普遍認為其用來儲存和運輸汞（水銀）與朱砂。根據已有的考古資料，水銀瓶在中亞和新疆的出現是在9—13世紀前后。
“它的集中出現意義重大。”艾力江分析，一方面，水銀瓶的時代特征明確，且多見于地表，為判斷遺址的時代下限提供了重要依據；另一方面，它與玻璃殘片同時出現，印證了當時這里可能存在規(guī)模性的玻璃生產活動。
除了玻璃與水銀瓶，一座獨特的窯址的發(fā)現也讓艾力江對汗諾依的手工業(yè)技術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在西城東北約30米處，考古隊發(fā)掘出一座磚砌的方形地下窯址。根據窯室內殘存的紅磚及大量灰燼，艾力江和團隊初步判斷，這座窯址應是10—12世紀燒制紅磚所用。窯北還有填埋煉渣炭灰的灰坑和操作坑，這說明當時的生產活動已經有了較為規(guī)范的流程。“這種磚窯形制在新疆考古中較為少見，而中亞類似窯址多見于11—13世紀。”艾力江說。
窯址的發(fā)現讓艾力江更加堅定自己的判斷：“汗諾依并非邊緣聚落，而是嵌入區(qū)域技術網絡之中的節(jié)點。這里的手工業(yè)技術與周邊區(qū)域有著密切的交流與融合，這種技術的互動正是多元文明交流互鑒的生動體現。”
汗諾依遺址出土的牙刷
時間的層疊：
一座城與多個時代
“汗諾依”這個稱謂始見于一個多世紀前探險家的報告與日記中，卻未見于明清時期的史料，因此難以斷定該城與古代文獻中記載的哪座城市相對應。艾力江坦言，關于汗諾依遺址的時代與性質，長期以來學術界一直存有爭議，這也是他始終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自斯坦因與伯希和等西方探險家調查汗諾依遺址起，國內外學者就對其時代與性質提出了各種推斷。考古學家黃文弼首次提出汗諾依西城可能是唐代疏勒鎮(zhèn)的觀點；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認為，汗諾依古城存在的時代為3—9世紀；《新疆古代城址》將古城時代推斷為漢代到唐宋時期，《喀什地區(qū)文物志》則視其為宋元時期。
“這些不同的觀點都有相應的依據，但也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為之前缺乏系統(tǒng)的考古發(fā)掘和科學的測年數據。”艾力江說，這次聯(lián)合考古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通過系統(tǒng)的發(fā)掘和科學的分析，厘清遺址的時代序列，為解決學術界的爭議提供有力證據。
通過對地層剖面的細致分析，結合樣品的測年數據，考古隊最終確認汗諾依遺址存在多個時期的文化堆積。其中，1—3層大體對應城墻使用的年代，城墻內部5處不同高度的包含物測年結果均顯示為距今1000年，證實西城南墻的營建年代在10世紀；被疊壓在城墻之下的第4—10層，地層時代早于城墻，有唐代、北朝和青銅時代中期地層，這反映了早在修建城墻之前，已經有人類長期在此活動。“這一發(fā)現說明，汗諾依遺址的起始與西城的營建年代存在一定的差距。”艾力江強調。
由于原始地貌不復存在，現今地表與古代地面可能完全不同。讓考古隊欣喜的是，城墻頂上的虛土與城墻上部墻體的測年結果相同，意味著城墻頂部的虛土是城墻長期腐蝕后粉化的結果。多處地表遺物測年顯示距今約750年，“這說明西城與整個遺址大體在同一時期遭廢棄，這為我們判斷遺址的廢棄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據。”他介紹道，結合遺址內出土的“開元通寶”“政和通寶”“大觀通寶”等唐宋錢幣，以及水銀瓶、釉陶等遺物的時代特征，考古隊最終推斷：西城可能營建于10世紀，城墻局部可能經過修補與重建，最終在元代因河流變遷等原因而遭廢棄。
疏勒、怯沙與喀什：
文獻與遺址的對話
厘清了遺址的時代序列后，汗諾依遺址的性質問題成為艾力江和考古隊員關注的焦點。“是否為漢晉疏勒城？是否為唐代疏勒鎮(zhèn)？抑或僅是某一地方州治？這些問題需要我們將考古發(fā)現與歷史文獻結合起來進行深入考證。”艾力江查閱大量歷史文獻，試圖在文獻與遺址之間搭建起橋梁。
“疏勒”之稱最早見于《漢書·西域傳》，卻不見于《史記》。《漢書·西域傳》載：“疏勒國，王治疏勒城。”“我在研究中發(fā)現，不同語言文獻中存在與‘疏勒’對應的詞匯。”艾力江介紹，于闐語文獻中有“Suli”一詞，佉盧文文獻中有“Sulig”，藏文《于闐史》中有“Shulik”，這些詞匯被視為中文史料中“疏勒”的對音；《突厥語大詞典》所載之“Suvla”，地名之方位與喀什噶爾一帶相合；而在喀什市方圓百里之內，至今仍有多處名為“Suluk/Sulug”的地名。“這些都說明‘疏勒’這個名稱有著悠久的歷史傳承，并且與喀什地區(qū)有著密切的關聯(lián)。”
艾力江還發(fā)現，3世紀開始出現“疏勒”與“怯沙”等名稱并存的現象，“怯沙”之稱被認為是“khash”，發(fā)音正如今日的音譯“喀什”。
《新唐書·地理志》（引賈耽《皇華四達記》）中記載，“赤河來自疏勒西葛邏嶺，至城西分流，合于城東北，入據史德界”，讓艾力江對唐代疏勒鎮(zhèn)的地望有了更清晰的認識。“賈耽著成書于公元805年之前，記載的‘疏勒鎮(zhèn)’無疑就是8世紀的喀什噶爾城，反映了喀什噶爾河自西向東經喀什（市）流到巴楚‘唐王城’（即據史德城）自唐代到現代始終未變的情景。”艾力江解釋道，唐宋的“赤水”、清代的“烏蘭烏蘇”、近現代“克孜勒蘇”，是不同歷史時期、不同人群用不同語言對喀什噶爾河的稱呼。同一條河的三種歷史名稱，不僅反映出喀什具有多元文化融合的特征，也從另一個側面證實了唐代疏勒鎮(zhèn)就是喀什噶爾城，不同語言的唐宋文獻對該城的地望與河流描述有共同特征。
11世紀的《突厥語大詞典》更是記載了具體方位，有兩條河流——克孜勒與吐曼——貫穿喀什噶爾城。“這一記載證實了唐宋疏勒城與喀什噶爾城實際上是同一座城市。”艾力江說。正如18世紀的《西域圖志》所言，唐代的疏勒城就位于喀什噶爾城附近。
“史料顯示，唐朝在疏勒地區(qū)實行軍政并行的雙重管理體系，出征中亞的重任主要由疏勒承擔。”艾力江介紹，除了設置疏勒鎮(zhèn)統(tǒng)轄軍隊之外，唐朝還設置疏勒都督府統(tǒng)轄其境內十五州，分別為疏勒、漢城、岐山、達滿、遍城、半城、耀建、豬拔、演渡、雙渠、黃渠、苦井、郢支滿、乞乍和蒲順。“所設州府的數量遠多于龜茲和于闐，可見疏勒在西域軍事防御體系中具有重要戰(zhàn)略地位，是唐朝經營西域的重要據點。”
汗諾依遺址與唐代疏勒鎮(zhèn)到底是什么關系？艾力江結合考古發(fā)現與文獻記載判斷，“喀什市以東約25公里的汗諾依古城附近只有恰克馬克河流經，吐曼河與克孜勒河與該城距離接近10公里，地理位置與《唐書·地理志》所載唐代疏勒鎮(zhèn)地望特征不符，也不符合11世紀文獻對喀喇汗都城地理位置的記載”。他進一步表示，通過系統(tǒng)調查，考古隊確認汗諾依遺址西城（城墻）的時代為10世紀，初步排除了其為漢代疏勒城的可能。
“結合《新唐書·地理志》和《突厥語大詞典》等文獻記載，唐代疏勒鎮(zhèn)的地望特征——三面環(huán)山、城在水中、赤河分流——與當今喀什市高度吻合。”艾力江認為，“從目前證據看，唐代疏勒鎮(zhèn)應在今喀什市范圍內。從汗諾依遺址的宏大規(guī)模、西城以東有明確的唐代地層的情況來看，盡管尚未發(fā)現唐代的城址，但遺址依然有可能是疏勒都督府所在，遺址中或有唐代文獻中的‘漢城’存在”。
在荒野中堅守：
考古人的責任與初心
熟悉西域考古的人都知道，在新疆的荒原上開展考古工作，面臨的困難超乎想象。艾力江卻不愿過多渲染其中的艱辛。汗諾依考古隊駐扎在條件艱苦的野外，夏季高溫酷暑，最高氣溫達40℃以上，風沙頻繁，常常一陣風過后，臉上、身上全是沙土；冬季則寒冷漫長，最低氣溫接近-20℃，給野外調查工作帶來了極大的挑戰(zhàn)。“身體上的疲憊是難免的，但每當有新的發(fā)現，所有的辛苦都煙消云散了。”艾力江笑著說。
雖然不愿強調自己負責人的角色，但作為項目的核心成員，艾力江始終承擔著重要的責任。“在野外發(fā)掘現場，我既要參與學術判斷，對每一處遺跡、每一件遺物的發(fā)現進行專業(yè)分析，也要協(xié)調團隊成員之間的工作，配合其他單位的同事開展測繪、取樣等工作。”他說，考古工作從來不是一個人的事業(yè)，而是集體智慧與耐心的結晶。“團隊里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專業(yè)特長，大家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才能讓考古工作順利推進。”
在艾力江看來，考古工作者的責任不僅在于發(fā)現歷史、解讀歷史，更在于保護好珍貴的文化遺產。“每一處遺址都是不可再生的寶貴財富，我們在發(fā)掘過程中，始終堅持‘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原則，盡可能減少對遺址的擾動。”他介紹，在汗諾依遺址的發(fā)掘過程中，團隊采用了精細化的發(fā)掘方法，對每一件遺物都進行編號、記錄、拍照，確保考古信息的完整留存；同時，積極與當地文物部門、村委會溝通協(xié)調，做好遺址的保護與宣傳工作，提高當地村民的文物保護意識。
“考古工作讓我對‘責任’二字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艾力江感慨道：“我們不僅要對學術負責，拿出科學、嚴謹的考古成果；也要對遺址負責，保護好每一處歷史痕跡；更要對當地社會負責，讓考古發(fā)現服務地方文化傳承與發(fā)展。”
在時間深處：
讀懂文明的多元一體
目前，汗諾依古城累計發(fā)掘面積已達4500平方米，城址、佛塔與手工業(yè)遺存的大體面貌逐漸清晰。在艾力江眼中，這座遺址所呈現的不只是某一段歷史的痕跡，更是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生動圖景。
出土的遺物中既有具有本地特色的紅褐色夾砂陶，也有受中亞文化影響的玻璃制品；既有中原王朝的錢幣，也有西域風格的飾品。他解釋道，西域地區(qū)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交融的地方，汗諾依遺址的考古發(fā)現，為我們展現了這種交融的具體過程。“不同人群在這里相互交流、相互借鑒，最終形成獨具特色的中華文明支流。這種多元一體的特征，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特質，也是我們理解西域歷史的關鍵。”
“很多人問我，考古的意義是什么？對于我來說，考古就是為了理解真實發(fā)生過的生活，讀懂我們腳下這片土地的歷史。”艾力江的聲音平靜而堅定，“每一件遺物、遺跡都是歷史的見證，在時間深處沉默著，等待我們去解讀”。而汗諾依這座在塵沙中沉睡了千年的遺址，正以它獨特的方式，回應著這位考古學者的追問……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任冠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