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報特約記者 周錦來
作為新中國工業化的搖籃，遼寧擁有數量龐大、體系完整的工業文化遺產。這里不僅存留著大型廠礦的鋼筋鐵骨，更保留著幾代產業工人艱苦奮斗的集體記憶與制度經驗。這些遺存，既是我國工業化進程的無言史書，也是不可再生的城市基因。當產業結構深度調整、城市更新大幕拉開，這些珍貴的工業印記，如何從被凝固的歷史轉化為可持續的資源，為高質量發展注入新的動能？帶著這份追問， 2026年4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新時代工業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歷史性成就和歷史性變革研究”課題組沿著遼寧老工業基地的轉型軌跡，走進典型城市與重點區域，了解工業文化遺產從留存走向利用、從保護邁向活化的實踐進程。
沈陽工業文化遺產的社區化改造：
讓標志性老廠房融入新生活
作為新中國工業體系的重要發源地，沈陽曾匯聚大批重工業企業。隨著產業結構調整，一批位于中心城區的老廠房、舊車間相繼退出生產序列。如何處置這些體量巨大、位置特殊的工業遺存，成為城市更新中一道無法繞開的現實課題。沈陽全市共有舊廠房1000余處，占地面積達數百萬平方米。其中，部分標志性老廠區成為可再開發的空間資源，通過功能置換與系統改造，推動工業空間向“社區化”轉型，使其重新融入城市運行體系。
在沈陽工業博物館，原鑄造廠翻砂車間被整體保留。大型設備、管線系統與空間結構未做拆分，而是在原位基礎上進行展陳設計。完整的生產流程被如實呈現，設備布局、物料路徑和操作邏輯清晰可辨。工業生產由此成為可感知的公共教育場景。在紅梅文創園，原紅梅味精廠發酵車間的承重結構、外立面及發酵罐等標志性設施得以保留，內部空間則導入設計辦公、文化展覽和商業配套功能。原本服務于生產的發酵車間，被打造為兼具工作、消費與休閑屬性的復合業態空間。在1905文化創意園，原沈陽重型機器廠車間的結構優勢被充分挖掘。高大無柱空間滿足攝影棚搭建需求，厚重墻體提供良好隔音條件，強承重結構可承載大型設備與布景。這些條件在普通民用建筑中需額外投入方能實現，在老廠房中卻是天然屬性，成為支撐文化創意產業的獨特優勢。
以上案例表明，工業文化遺產的社區化改造，關鍵不在于通過改造空間去遷就功能，而在于以空間特征為基礎匹配功能。也就是說，不是對老廠房進行過度重塑，而是識別那些能夠與其既有結構條件自然契合的使用場景。
在這一改造邏輯下，空間不再只是承載功能的被動容器，而是直接參與價值創造的核心要素，其結構特征本身就構成了吸引力與競爭力的重要來源。而工業文化遺產活化利用的關鍵在于找準遺產空間特征與城市當下需求的結合點，讓老廠房在承擔新功能的同時，保持其不可復制的歷史辨識度。
鞍山工業文化遺產的活態化保護：
讓歷史設施與生產體系共生共存
與沈陽大量工業文化遺產因企業停產搬遷而進入再開發階段不同，鞍山相當一部分工業遺存至今仍深度融入正常生產體系，并未退出使用。遺產與生產共存的特殊格局，決定了這里無法套用“停產—保護—改造”的路徑，必須另辟蹊徑。
鞍鋼博物館是理解這一實踐的典型樣本。該館依托現存歷史建筑和生產設施建設而成，通過系統梳理企業從建廠至今的發展脈絡，集中展示具有歷史價值的設備、文獻與影像資料，尤其是老一號高爐等標志性設施至今陳列其中。與異地集中陳列的做法不同，鞍鋼的遺產保護呈現出鮮明的在場性——在廠區范圍內，大量歷史建筑和設施仍在履行實際職能：建于20世紀中葉的辦公樓正常使用，具有歷史價值的車間照常運轉，“鞍鋼憲法”、孟泰精神、雷鋒事跡等精神遺產也被系統整理并融入企業文化建設。參觀者在了解歷史的同時，腳下就是一個正在運轉的現代化鋼鐵聯合企業。
上述做法的核心邏輯，在于活態化保護，其內涵包含兩個層面。一是保護時點的前移。相較于事后介入，鞍山更強調對在用遺產的過程性管理——通過提前建檔、分級標識和日常維護，將遺產保護融入設備全生命周期管理體系，使文化價值與生產屬性在資產管理框架中并行。二是技術更新中的選擇性保留。在裝備大型化、自動化升級過程中，對具有象征意義或技術代表性的構件進行原地留存。這些設施不再承擔核心生產功能，但通過空間整合轉化為活態展品，在生產現場持續發揮敘事與教育功能。
這一模式的優勢在于維系工業文化遺產與經濟活動間的有機聯系，讓遺產價值借由參與實際生產持續釋放現實價值。與其等待設施完成歷史使命后再行保護，不如在其運轉過程中同步融入保護機制。這使得工業文明的演進邏輯在現實空間中清晰可感，企業品牌與文化資本同時得到強化，工業文化遺產由此轉化為具有現實競爭力的軟資產。但也必須正視，這種共生模式并非全無約束條件。其運行前提在于企業仍具備穩定生產能力，以及較高的組織治理水平，能夠在安全生產、效率提升與文化保護之間進行精細化協調。
阜新工業文化遺產的修復式轉型：
讓礦坑遺產重獲生態價值與發展功能
阜新是一座因煤而興的資源型城市，位于城區南部的海州露天煤礦，曾是亞洲最大的露天煤礦，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開采歷程中，累計產煤逾兩億噸，為國家工業化提供了重要能源支撐。2005年，海州礦因資源枯竭正式閉坑，留下一個長4公里、寬2公里、深度超過300米的巨大礦坑，以及大面積采煤沉陷區和矸石山。
海州露天煤礦閉坑后，當地將礦坑區域納入城市轉型的整體框架，逐步改造為集生態修復、遺址展示、文化旅游于一體的綜合空間。這一思路在三個層面同步推進。首先是以安全與生態為底線的基礎性修復。針對礦坑邊坡穩定性差的問題，當地借鑒成熟治理經驗，實施了削坡平盤整治、擋土墻設置、坑底回填等系統加固與工程治理措施，逐步消除滑坡、塌陷等重大地質風險；對矸石山及裸露地表進行大規模植被恢復，構建科學的植被群落結構，十余年累計造林超過萬畝；利用礦坑底部自然涌水形成水體，結合地表與地下排水方案，重建區域水循環系統。此舉措使礦區從高風險、不可進入的危險地帶，轉化為具備基本安全保障與生態承載能力的可進入空間。
其次是對工業文化遺產形態的再界定與整體性保護。海州礦的保護對象是一種典型的大地景觀遺產，礦坑內的開采斷面、運輸鐵路遺跡以及部分大型采掘設備，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生產系統遺存。因此，當地采取整體性呈現的保護策略，既保留關鍵工程遺跡，也保留具有標志性的地質剖面，使開采過程能夠被空間化地閱讀。與此同時，礦區歷史、技術演進以及礦工群體記憶被系統整理并納入展陳體系，使自然地貌、工業技術與社會記憶形成多維敘事。這種處理方式將不可移動的大尺度遺產轉化為公共文化資源。
最后是在修復與保護基礎上的功能再植入。依托已初步恢復的生態與景觀條件，礦坑周邊逐步建設礦山公園，向公眾開放，導入工業研學、地質科普、礦坑觀光等業態，嘗試將其轉化為城市新的公共空間與形象載體。從現狀看，海州礦已完成從封閉礦區向開放景區的初步轉變，但整體仍以觀光型產品為主，停留時間短、消費層級淺，尚未形成具有穩定現金流的產業體系。
由此可見，阜新實踐的核心是一種以生態修復為起點、以空間再生產為路徑、以產業轉型為目標的漸進式重構機制。其內在邏輯可以概括為：通過修復創造可用空間，通過保護賦予文化意義，通過功能植入實現經濟轉化，三者在實踐中不斷交織、反復調整。
但這一模式面臨若干深層挑戰。如果后續產業導入不足，生態修復項目容易停留在“景觀化改造”階段。零散的觀光項目難以形成目的地效應；而大型綜合性項目雖可能提升吸引力，卻面臨投資周期長、回報不確定性高的問題。在人口外流與區域消費能力有限的背景下，這一選擇尤為敏感。但海州礦的實踐已經表明，即便是由高強度資源開發留下的巨大“負資產”，也可以通過治理轉化為新的發展載體。關鍵在于，是否能夠在修復、保護與開發之間，建立起一套可持續運轉的制度性安排，使歷史包袱真正轉化為發展資源。
前行：既是“來時路”也是“未來路”
從沈陽的空間再造，到鞍山的生產共生，再到阜新的生態修復，三種不同路徑、三類實踐場景共同表明：工業文化遺產的活化利用并不存在統一模板，也難以以單一模式“一刀切”復制推廣。盡管路徑各異，但其面臨的核心問題卻高度一致，即如何將沉淀于歷史中的資源存量轉化為支撐未來發展的現實增量。
破解這一難題的答案，首先在于對工業文化遺產價值的再認知。工業文化遺產之所以能夠成為“新引擎”，關鍵不在于其舊，而在于其獨特。在特定歷史階段形成的空間尺度、結構形態與技術痕跡，共同構成了不可復制的資源稟賦。在調研現場可以看到，無論是保留下來的管廊系統、生產標語，還是仍然矗立的設備裝置，均未被刻意“去工業化”處理。相反，這些帶有粗糲質感的工業元素被適度保留并加以激活，轉化為城市差異化發展的重要支點。工業氣質不再是需要抹去的舊痕跡，而成為可以被放大的新價值。
然而，工業文化遺產由資源轉化為資產，并進一步演進為資本，并非自然發生的過程。在調研中也可以觀察到相應風險：一旦功能植入與市場需求脫節，遺產空間可能淪為低效運轉的“形象工程”；一旦開發強度失控，則可能對其歷史真實性與整體性造成不可逆的侵蝕。因此，如何讓工業文化遺產真正“活起來”與“火起來”，考驗的是城市的長期治理能力。這一過程，至少需要三重機制的協同支撐。
一是空間價值的再發現。工業文化遺產的獨特優勢，首先體現在物理空間之中。大跨度廠房、超高層高、重載結構，為文化創意、展覽展示等業態提供了難以復制的載體；高爐構造、運輸路徑、管廊體系，則凝結著特定時代的工程邏輯與工業美學；礦坑地貌的宏大尺度，更是自然與工業共同塑造的稀缺景觀。通過與功能需求的精準對接，這些空間特征不再是被改造的對象，而成為直接參與價值創造的生產要素。
二是時間維度的重新呈現。通過原址展示、在地保護與整體性呈現，歷史與當下在同一空間中實現疊加共存。公眾走進老廠房時，看到的不僅是更新后的業態布局，還能感知到地面延續的軌道痕跡等歷史信息。由此，時間并未被切斷，而是在空間中被持續保留并加以延展，使時間的在場性成為工業文化遺產區別于一般城市空間的關鍵特征。
三是制度供給的持續跟進。工業文化遺產活化利用橫跨文物保護、自然資源管理、城市規劃與產業發展等多個領域，具有顯著的跨部門屬性。在調研中可以發現，用地性質調整困難、在用設施保護標準缺失，以及礦區多部門規劃之間的沖突等問題，反映出現行制度體系與現實實踐需求之間的結構性張力。這表明，工業文化遺產“活起來”的過程，不僅是空間再造與產業導入，更是治理體系的動態匹配過程，必須在更高層面推動協同治理。
站在更宏觀的視角審視，遼寧的實踐具有超越一省一地的示范意義。作為新中國工業化的重要起點，這里沉淀的不僅是物質性的工業遺存，更是一整套工業文明的運行邏輯與社會結構。當這些遺存被激活，便成為連接歷史與未來的重要紐帶，在延續工業記憶的同時，也持續孕育新的發展動能。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時代工業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歷史性成就和歷史性變革研究”（24VWB003）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