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長治市是革命老區。抗戰時期，長治以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群眾基礎，成為華北敵后抗戰的指揮中樞和戰略支撐點，八路軍總部、中共中央北方局等多個重要黨政軍機關在此駐扎。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這一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現實主義傳統研究”創新工程團隊和北京·當代中國史讀書會成員先后赴山西省長治市武鄉縣、太原市開展以“武鄉：有根據的抗戰——如何深入理解一個地方的民族志”以及“清太徐：抗戰初期的根據地創建與文學書寫”為主題的田野調查。
調查緣起
田野調查的研究方法在傳統文學研究界并非普遍的研究思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現實主義傳統研究”創新工程團隊對田野調查的重視，與其多年來聚焦的特定研究對象和研究目標密切相關。2011年1月，北京·當代中國史讀書會（以下簡稱“讀書會”）發起成立，在文學研究所創新工程的支持下發展至今。
讀書會是一個以北京高校和科研機構師生為主的歷史—文學研習團體，長期關注20世紀革命史與革命文藝的研究，尤其聚焦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后形成的革命文藝與社會主義文藝傳統。這一時期的文藝實踐形態與中國共產黨深入地方社會開展政治實踐、社會實踐的過程密切相關，生成于文藝工作者在特定地方空間中深入群眾開展工作、與群眾一起生活的實踐經驗。因此，研究20世紀40—70年代的革命文藝與社會主義文藝，就不能僅僅以“文本”閱讀為中心，而是要進入具體的社會，高度還原中國共產黨不同時期開展革命實踐、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地域空間與歷史過程。與此同時，不同于社會科學的調研，讀書會還聚焦對“人”的精神感受與內在構成的重塑。讀書會對這一時期文藝實踐的研究要求盡量打通文學、歷史學、地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等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與思考路徑。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自2013年起，讀書會先后赴山西、河北、陜西、內蒙古、湖南、廣東、福建、浙江、云南等地開展調研活動，以期在田野調查的反復磨煉中充實讀書會成員對歷史、社會與文化的認知。2025年的武鄉、太原調研就是在這一思路下開展根據地文藝研究的延續與拓深，兩次調研都經歷了較長的籌備期，是對此前讀書會赴太行、太原調研的再深入。
身處實踐中的感覺校準
武鄉調研的成行得益于2023年讀書會與山西太行干部學院聯合推動的“革命根據地歷史事件與文化經驗”系列研究項目，強調以跨學科視野開展田野調查，在文學研究中重新建立從“根據地”出發的歷史感覺與知識感覺。目前，該項目已持續開展三年。讀書會于2024年8月21—22日赴山西太行干部學院召開“太行革命根據地歷史思想文化座談會”，并在武鄉、黎城、涉縣等地圍繞太行革命根據地的歷史思想文化開展了為期一周的田野調查。2025年，讀書會成員再赴武鄉，從武西一路走到武東，用8天時間走完武鄉全部鄉鎮，這實際上是讀書會成員對此前研究感覺的有意校準。
首先，在聚焦太行抗日根據地的過程中，意識到武鄉縣本身的獨特性。坐落在山西東南部的武鄉縣，不僅關聯晉中平原與上黨高地，而且依賴漳河水系，與襄垣、黎城、涉縣、左權（遼縣）構成了一個相互呼應的地理單元。正是由于地域空間的特殊性，抗戰時期，這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太行抗日根據地的核心腹地，更是華北敵后抗戰的指揮中樞所在。基于武鄉在軍事指揮、政權建設、群眾動員等方面的特殊地位，探析“武鄉經驗”的內在邏輯及歷史生成過程，是理解中國共產黨敵后抗戰何以成功的重要切入點之一。其次，讀書會希望在更微觀層面對縣域范圍的地域空間形成結構性的把握。因此，在行程設計上，圍繞“武鄉”這一特定“縣域”建立較為完整和準確的地方感：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駐地與舊址、關鍵的戰爭要地和軍事樞紐、煤礦重地、重要市鎮或市場、勞模或地方士紳居住的村莊等。選擇這些調研點既便于觀察傳統社會中的市鎮、宗族、宗教等結構性要素，也便于思考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實踐與各種地方結構性要素的碰撞，以及在此過程中是如何培育新社會、新民眾的。
不過，這些感覺的建立與校準并不能完全依賴直接進入田野現場，而是需要在閱讀文獻、學術討論、田野調查、復盤總結的多重場域中幾經往復。因此，在武鄉調研之前，讀書會專門組織了學術會議“武鄉：有根據的抗戰——如何深入理解一個地方的民族志”。為了配合調研，會議突出“讀書會”的研習特色，將論文發表與原始材料細讀相結合，在探索革命文藝研究中解讀政策、文件等黨史文獻方法的同時，也希望在田野中能夠更加明確地厘清并校準那些通過歷史材料研讀難以充分展開的歷史、社會與文化認知。不過，進入田野現場后，此前的設計也遭遇了各方面的挑戰：調研路線的選擇受調研點位置遠近、交通路況、天氣變化等客觀條件的影響；而訪談地方學者、文史工作者、村民，又需要對村落的作物種植、姓氏分布、鄰里關系等生產生活情況有直接的把握。這些都構成研究者對“地方”更加切身的現場理解。這種在實踐行動中的研究方式雖然無法完全還原革命文藝“深入生活”的語境，卻也迫使研究者在工作中必須面對這樣一種緊張往復：一方面靈活面對日常生活、工作的瑣碎狀況，另一方面又要保持知識上更具整體性的視野與思考。
對歷史—社會圖層的再發現
如果說武鄉調研是一次以“縣域”為空間單位、意在建立相對完整的地方理解的根據地研究嘗試，那么，太原調研則最終聚焦一個含納“山地—峪口—平川”的微地理單元，并且通過多次逐村走訪，部分還原出這一地區不同時期村落之間依賴各種要素形成的復雜關系網絡，以及抗戰時期游擊隊是如何在這一關系網絡中展開斗爭的。這一過程近似于古字畫修復技藝，需要研究者依據在調研中匯總的有限信息，聚焦文學—歷史發生的“紋路”追根溯源，一層層揭開文學—歷史并不完整的圖層并發現內蘊的歷史意涵。就這一過程而言，雖然讀書會的調研工作已經開展十年有余，但目前仍處于剝離“畫心”的中間階段。
2022年7—8月間，讀書會就曾先后兩次赴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區、晉源區、清徐縣調研，這一帶地處呂梁山麓、汾河之畔。抗戰時期，這里是華北各根據地通往延安的交通要道，戰略地位相當緊要。讀書會注意到這一地域，緣起于慕湘創作的“新波舊瀾”四部曲。
1937—1940年，慕湘組織的游擊隊曾在太原南郊西山、交城、文水周邊的汾河平原以及晉西北的山地堅持抗戰與地方建設。“新波舊瀾”四部曲第一部《晉陽秋》正是講述太原縣第一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成立的過程，其故事發生地西堰村的原型正是處于清徐、晉源、小店交界地帶的姚村（今隸屬太原市晉源區姚村鎮）。姚村位于太原西山黃樓峪、南峪與汾河平原相接之處，因貿易、金融、水權等因素與周邊村落構成了相對復雜的村落關系：在傳統社會中，依西北—東南向與南峪、瀟河沿岸的村落因祈雨抬神形成的神親關系；以及依托地理空間與煤炭資源，與黃樓峪、南峪內村落形成糧食、煤炭資源與交通依附關系。這些依賴不同要素、成型于不同時期的村落關系，使姚村在抗戰時期成為一個既可與周邊村落形成共聯關系，適合開展抗戰動員與組織的理想空間；又因多層村落關系疊加，抗戰力量在此適于輾轉、難以追蹤，更易成為庇身之所。在抗戰背景下，這一帶民眾不僅在地域上有更靈活的生產生活空間，在觀念意識上也更加開放。正是有此層層歷史社會圖層的疊加，慕湘才可能于此獲得開展群眾動員、組織游擊力量的社會空間，這一地帶作為晉西北抗日根據地南大門的戰略地位也才得以成立。由此，慕湘“新波舊瀾”四部曲的重要性也逐漸明晰。
教研相益：
文學田野的另一個現實語境
對讀書會而言，田野調查是研究工作中持續推進20世紀革命史和革命文藝研究的方法路徑。除此以外，讀書會持續開展田野調查還有另外一個現實語境，即回應讀書會年輕一代成長的困擾與期待。
讀書會在歷次田野調查中都會有意識地組織青年學生成員加入調研工作，他們往往成為調研組織工作的中堅力量。調研設計之初的一個擔憂是，在動輒近一個月的調研行程中，對于已經習慣關注個體成長的一代而言，相較于研究工作中的困難，沉浸式的集體生活、工作很可能對他們構成更大的挑戰。但進入田野工作后，一個個原本在校園中被教室、宿舍以及圖書館的座位不斷區隔的個體需要快速進入一個密切配合、環環相扣、彼此相應的工作與學習形態。在這一環境下，大家感受到的是彼此的身體、心情、飲食愛好、生活習慣，再由此進入對彼此知識構成、思想狀態的體貼與理解。這樣的環境往往伴隨著人與人之間矛盾的放大與激化，但解決矛盾的過程，也是看到他者、共同成長的契機，這也未必不是一種需要“深入”的“生活”。
（文學研究所“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現實主義傳統研究”創新工程團隊、北京·當代中國史讀書會/供稿）
